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幡然醒悟，全力重振和抢占先进制造业的大国竞争“制高点”，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勃然兴起。

在世界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中，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以TPP为典型事件的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此时此刻，勇攀“制造强国”，强悍“大国筋骨”，成为决定中华民族复兴的至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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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实质是什么？

公元前557年，晋平公元年，晋国中军主帅中行偃在湛坂之战中大败楚军，重振晋国霸业，一举奠定中原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晋国步入最后的鼎盛时代。2500年后的1957年，考古人员在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晋都新田遗址，在牛村古城南挖掘出了一个东周时期的大规模铸铜坊。

在近20万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5万馀件铸铜陶范，大到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晋国货币），门类繁多一时空前……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贝格力考察了遗址规模、范围及庞大铜器羣后说，“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最大的铸造工厂。”

令人惊叹的是，侯马青铜器工厂采用的纹饰，有西周晚期的蟠龙纹，有草原民族的动物搏斗纹，还有中亚、西亚的鹰头狮身带翅怪兽——格里芬。这意味着，比汉朝张骞出塞早400多年，侯马青铜器可能就已远销西域。

这并非最惊奇之处。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历史学院院长雷德侯研究认为，一次浇铸十几吨、数百件，中国青铜器是专业工匠大规模协作的结果，他们发明了模件体系，形成了完善的劳动分工，每个人负责完成其中一项标准化工序，产品在一个生产体系内被极为顺畅而高效地装配生产出来……

在深入研究了诸如青铜、蚕丝、生漆、陶土和木材等制作的许多中国古代器物和建筑后，雷德侯在其《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写道，“假如一个工厂可以由其体系化的项目，譬如说劳动力的组织、分工、质量控制、系列化加工以及标准化加以定义，那就可以说，青铜器、丝绸或许还有玉器的工厂，早在商代（公元前1650～前1050年）就已出现。”

“而且这些工厂已经在探索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亨利·福特为1947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大规模生产”条目，将其定义为，“对应于具动力、精确、经济、系统、持续、速度，还有循环复制之原则的制造业的项目。”雷德侯认为，除去动力差别，福特原则可以适用于3600多年前的商代工厂。

雷德侯的视野像一面透镜，放大出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何以辉煌数千年而不熄的祕密：每一个伟大王朝都依赖于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物质生产体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实质就是其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

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无一例外都成为一度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峯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8年达到16.1%，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鸦片战争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理事会成员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因此将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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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王者归来”

然而，这个“常识”在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遭到了遗弃。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指数式膨胀，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或者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到865.03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频度和烈度史所罕见。

尤其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核心国家后，《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看到了令其最为恐惧的景象，“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金融危机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影响范围越来越遍及全球。”他相信，如果高收入国家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再次遭遇这样一次危机，政府可能因为负债累累而束手无策，任由一场“烈火”烧尽一切。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认为，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一致呼吁制造业的本土回归。2009年上台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以“危机总统”的姿态，高调倡导“重回制造业时代”，相继颁布实施《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从“去工业化”彻底扭转为“再工业化”。

紧跟其后，英国2009年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法国2010年提出工业振兴计划，日本提出发展“领先世界的尖端产业羣”，德国提出“工业4.0”的高科技战略计划……一时间“再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流行词”，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王者归来”的气势重新主宰全球大国经济角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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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先进制造

幸运的是，中国躲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惩罚的直接冲击。采访中，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碚表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这一点，得益于中国领导人对发展实体经济所保持的一贯冷静和笃定。

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时就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中国决策层首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党中央后来又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过去2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勐进的发展。短短十馀年间，中国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并在2011年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591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从2004年的8.7%提高至2016年26.2%。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2004年13.4%提高至2016年的26.7%，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从2006年的30.1%提高至2016年54.4%，其中2008年贡献率高达157.8%。

然而，此时此刻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突然兴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发展高技术产业抢占制高点的战略转型，引发全球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连松认为，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企图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中国而言，无论如何解读这一进程，叶连松认为有两件事是一望而知的：其一，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其二，一些世界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围堵对象，已从“中国制造”上升为“中国高端制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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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百里者半九十”

《战国策·秦策五》曰，“诗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意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难。在金碚看来，以此来形容四面围堵下的“中国制造”再恰当不过，“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不能不清醒认识到，我们离‘制造强国’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而且，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2017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额2601亿美元，超过当年原油进口额近1000亿美元。

据高通垄断案透露，国内每生产一台CDMA手机，要向美国高通公司交10美元专利费，而几乎所有支持中国新4G标准的高端手机都采用高通芯片。更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我国优质、低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数控机牀、精密设备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牀、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轿车工业装备，都依赖进口。

同时，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行业，例如钢铁、光伏、风力发电等产业，出现了所谓“先进产能”而非“落后产能”的过剩。

中国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据测算，2010年，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与此相反，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处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时，所获利益却甚少。比如，在iPhone这款产品的价值链条中，苹果公司占有了全部价值的75%，而中国装配线上50多万工人仅分得了2%。

李燕认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上很不景气，工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滑，大量资本‘脱实入虚’趋势明显，实体经济异化潜在风险加大。”其中，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以致牵动最高层亲自督导，就是最刺耳的警报。

2018年9月，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33家金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10.7万亿元、1.7万亿元，分别占全部企业的15.0%、65.8%。其中，17家银行的净利润为1.4万亿元，占全部企业的43.4%。换言之，占500强企业数3.4%的银行，赚取了500强全部利润的43.4%。

最赚钱的工商银行利润总额为2860亿元，比排名第62强的吉利控股一年的营业收入还要高出100亿元，相当于排名179位的杭钢集团3年的营收。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继续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倒挂。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未强”时刻，外有强邻环伺，内有“脱实入虚”隐患，何去何从？在李燕看来，自古华山一条路，唯有向上，她强调，“美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将是砥砺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最好‘磨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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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2019年3月15日，美联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工厂的产出在今年1月份下降0.5%后，2月份又下降了0.4%。虽然1月份的下滑在很大程度上与汽车产量急剧减少有关，但目前的下滑似乎更广泛，涵盖机械、电子和服装等领域。

这意味着，被美国总统称做事关美国经济健康和中产阶级命运的美国制造业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衰退阴影，所谓的“美国制造的回归”和“再工业化”还是一个美好的政策愿望。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呈指数不断增加，一个国家要重新进入其已经丧失的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成本，需付出的代价将令人不堪重负。”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出任过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亲身经历了美国过去几十年“去工业化”进程，他看到的现实是，“如果你退出了，也许就再也进不来了。”

近年来，随着后金融危机阵痛不断，美国学界和企业界开始掀起了反思实体经济兴衰机制的研究热潮。许多来自美国制造业第一线的“病理解剖”，正在颠覆西方教科书中关于国家竞争在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在其《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愤怒地将美国制造业规模的下降归结为一场大型“经济实验”的结果：

“这场实验基于以下假设：即使在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仍然可以保持繁荣发展，因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以及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能够填补制造业衰退留下的空缺，并且促使经济运行更加出色。”

于是，如此理论指导下的政界和企业界，一方面认为“制造业是无足轻重的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这类资源可以轻松从世界各地获得”；一方面自信地将加工制造业务和技术能力大规模转移和外包。

然而，美国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过去了，服务贸易所产生的顺差几乎微不足道，相比之下货物贸易逆差却在迅速持续扩大。更惊人的结果发生在过去十年，贸易逆差开始“吞噬”美国竞争力核心的高技术产品，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33%下降到2009年的23%，相反一直作为外包对象国的中国则从同期的6%飙升到31%，并一直保持至今。

加里·皮萨诺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大量必需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已经迁往海外。”比如，美国发明了光伏电池大量的基础技术，却在产品制造上止步不前。原因很简单，与光伏电池产业相关的许多技术早已迁至亚洲，美国成立光伏电池生产工厂缺乏供应商和基础设施。

对此，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补贴消除障碍。美国长青太阳能公司从马萨诸塞州获得了5800万美元的补贴以在该州生产光伏电池组件。但即使获得了补贴，长青公司依然缺乏竞争力。2011年年初，该公司宣布关闭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工厂，并将剩馀生产线迁往东亚。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顺势形成，“如果每个企业都选择将业务外包给国外的工厂，本土供应商生存将会陷入困境，投资于创新、新技术和员工培训在经济意义上变得不可行。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不足，反过来造成这些供应商竞争力的下降，这又进一步推动企业将供应链转移至海外。”

正如加里·皮萨诺所言，最终的结果就是，“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事实上，这还只是问题的开始。伴随着制造业的衰退，曾经创造了全球最庞大中产阶级羣体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也在大幅度萎缩。有跟踪研究发现，在iPod创造的全部4.1万个就业机会中，仅有30个岗位留在了美国。

的确，美国本土的薪酬超过海外的两倍，但英特尔创始人兼首任董事长安德鲁·格罗夫回应说，“像很多人一样，你或许会说，将就业岗位送到国外不是什么大事，因为高附加值的工作、当然也是高利润的工作，依旧留在美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里只有高收入人羣从事着高收入附加值工作，而绝大多数人都在失业，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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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何以“后发先至”

延伸阅读：

为何中国制造业升级面临这样一个机遇？

可遇不可求的全球产业变革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

在诸多的制造业升级路径中，“跃迁”成为重要选择。

何为跃迁？为什么不是弯道超车？

文 吴贵生朱恒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原文首发于2018年9月26日，原文刊于《瞭望》2018年第39期，原标题为《制造业升级的“跃迁”路径》。

制造业经过40年的发展，如今进入了产业升级期。面对诸多可能的产业升级路径和思路，“跃迁”成为其中一个重要选择，且面临难得的全球产业变革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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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跃迁”机遇 何为“跃迁”？

先举个例子。1998年，对于一个有中美两地生活经验的人来说，会觉得那时两国的零售业差距很大，无论是市场的便利性还是商品的丰富度，美国零售业都远超当时的中国。但20年后的今天再比较，会发现中国电子零售业的便捷度已超过美国，国人到了足不出户便可尽享丰富商品的阶段——尽管互联网、智能手机都是美国的发明，但中国却拥有了更为发达的电商零售业。

这就是“跃迁”，中国零售业用20年的时间，从一个平台换到了另一个更高层次的平台。

在物理学上，“跃迁”指的是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在吸收一定能量后会从低能级轨道转移到高能级轨道。

在重要的产业变革期出现时，产业往往存在这种“跃迁”式升级的可能。

根据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英国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曾对创新有过一个比较经典的分类：渐进式创新、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迁，以及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

所谓“技术-经济范式的迁移”，是指在通用技术取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羣”出现大规模创新，并随着族羣创新对各产业的渗透，在市场上产生强烈的共振、持续的反馈循环和系统性扩张，由此引发系统的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

这就是产业跃迁需要的创新环境和土壤，很多时候也被称为产业重大变革或产业革命，可遇不可求。而诸多变化显示，这样的全球产业变革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

首先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新产品，比如机器人、无人机、VR设备、自动驾驶汽车……其中有些已在大规模运用，有的则在不断迭代更新；

——新模式，如电子商务、数字化设计、个性化定制、众包等，除生产制造流程外，从创意的产生到产品抵达用户的整个过程均已发生巨大改变；

——新业态，如共享经济、服务型制造、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正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改变着制造业的周边环节，重塑着制造业的面貌。

其次，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正在形成。

从产业组织方式看，因为互联网价值发现、资源聚合、大众协同等，传统的以层级制/线性分工为特征的组织方式开始向以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为特征的新型组织转变；以产品和生产为核心的传统商业模式，向以消费者为核心、以生产+服务为本转变；产业竞争也从单一环节向生态圈层转变，以共享经济模式为代表的无工厂制造商和微型跨国公司正逐步崛起。产品的创意、生产、消费，都发生着深刻变化，新的产业组织形式正在形成。

第三，制造业的模式在发生变化，制造业创新链正在被重构。

以汽车业为例，在经过19世纪50年代初的手工作坊式小众阶段，汽车生产线普及后的大众化进入家庭阶段，以及前些年以模块化、批量化柔性生产为特征的分众化市场阶段在互联网、大数据和全球分工协作的催生下，汽车生产制造开始向个性化、大规模定制方向发展。市场需求在回归本源的同时，也推动着生产制造在智能化、信息化的过程中实现升级。

整个制造业的创新链正在重构。从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运输配送、安装服务，再到使用维护的各个环节都在发生着变化。

第四，产品属性、公司形态和业务模式也在急剧变化。

产品在逐渐向价值载体转型。人们购买的产品除使用价值外，背后还有隐含价值。比如企业仅仅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已远远不够，还要围绕产品背后的价值提供系列产品及服务。相应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界限日益模煳，数字化制造、全球化网络、产业要素集约等特征则愈发明显。

▲ 浙江临海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是位于浙江临海的吉利汽车生产车间殷博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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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弯道超车”

在制造业升级路径中，日韩的“弯道超车”常被提及。所谓“弯道超车”，指的是日韩制造业在走过低端数量型扩张期后，开始注重发掘那些可能形成消费热潮的技术创新，并进行率先投资。如日本的消费电子、韩国的信息技术等。随着新技术主导的新产业在全球成为消费热潮，日韩制造业得以实现“弯道超车”产业升级。

“弯道超车”观点认为，整个制造产业的技术演变是一个不均衡过程，某些阶段会有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并带动产业深刻变革。后发国家在进行了相关技术准备的情况下，可以像运动员利用弯道技术超越前面的人一样，在这一阶段实现制造业的赶超与升级。

明乎此，便能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产业升级路径是“跃迁”而非“弯道超车”——毕竟“弯道超车”还是在同一平面轨道上的竞争，而产业“跃迁”，则是在吸收能量后跃入了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轨道。

具体讲，就是日韩在上个世纪面临的技术变迁，无论是消费电子技术还是无线通讯技术，仅仅是技术系统的升级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变化，而目前在制造业逐渐展开的，则是一场基于智能化的产业革命。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不该还在旧轨道上“弯道超车”，而应该“跃迁”到一个高能级的新轨道。与物理学上的电子“跃迁”类似，重大产业变革期一旦发生范式迁移，新范式轨道上的领先者不一定是此前范式轨道上的领跑者，而有可能是抢先完成范式迁移的跃迁者。因此，产业革命引发范式转移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连续的、结构化的机会。这方面，中美零售业是有说服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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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抓住机遇

在产业革命浪潮汹涌而来、各国纷纷出台国家战略抢占制造业制高点的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能够把握这种“不连续的、结构化的”机会完成跃迁、实现领先吗？

中国制造业有其独有的优势。

首先，中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齐全、层次多样且高度集聚。

这样完整的产业链与制造体系，可以使产业变革期的各类创新迅速地、低成本地、便利地转换为产品和产业化。

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上，各国的差距并不大，而丰富的创新场景、庞大的创新需求，有可能使得中国在这些关键数字技术上快速突破、率先形成市场规模。

其次，中国大规模、多元化、层次丰富的需求市场，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纵深”。

中国市场需求旺盛，且层次丰富，从高端到低端，每一消费层级都有着庞大的需求，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推广提供必要的规模门槛。此外，庞大的市场中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生产装备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各类需求，将长时间同时并存，为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需求差异化也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便于企业充分试错、快速迭代，进行场景化创新。近年来，中国快速迭代的场景化创新已经成为一大特点，创新形成市场规模的速度大大提升，显着增强了中国的经济活力。

第三，中国所独有的生产组织模式，可借助互联网焕发强大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温州地区形成了以家庭工厂为基本单位的“小狗”经济，每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工厂，这些家庭工厂围绕打火机、电器等产品，在较小区域半径内，深度分工又高度聚集，形成了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再加上依托家族、乡党、亲戚、朋友等形成的强连带社会关系网络，不仅组织协调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承担了为生产进行融资的功能——盛行于当地的民间金融，其缘起也是为当地的家庭工业进行资金互助融通。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当地社会网络形成的“手工作坊式”的制造体系，高峯时期，年产打火机上亿只，占到全球70%多的市场份额。

设想一下，如果利用新一代的工业互联网，把中国业已存在的各种制造产能连接在一起，为中国市场本身巨大的消费羣体进行生产，让制造业的“温州模式”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复活”，将爆发出怎样的活力？

第四，中国发达的电商网络和运营经验，以及具有国际竞争经验的企业家队伍，是制造业跃迁的重要基础。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商网络和庞大且活跃的电商用户。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网络、人才和技术，有可能向未来的工业物联网时代迁移。

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40年发展中，积累了一大批有市场经验、有国际视野同时又极具雄心的企业家队伍，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如果这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就有可能最先演进出一个用工业互联网连接的、辐射全球的新制造网络。

制造业目前已重新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德国推出“工业4.0”，美国推进制造业回归，全球各地都在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大潮所带来的机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发展风起云涌，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深刻影响着整个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

面对“技术-经济范式迁移”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场变革的本质，摒弃对旧有经验的依赖，建立新思维、拥抱新变化，在轨道更替的关键时期，进行“跃迁”、开辟“新道”，发展出新的产业范式，实现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为全球制造业的变革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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